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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庆在北京时，与我谈过一个创作上的问题，他认为，很多作家，尤其是社会主义作家，喜欢把他们创作的主题依附在某些母题上，比如命运啊痛苦啊之类，这些问题很容易被任何人提出，但却无法被任何人解决，因此，作家做的工作只是在不断地重复地阐述这些母题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会讲“为什么要有命运存在，为什么要有痛苦存在，它们的存在有何意义，它们的存在是可知的，还是不可知的”这一类事，作家只是对于题目做出阐述，只是告诉你——“世上有命运有痛苦这回事，以我的经验看，它是这么表现的——”

这是可笑的，小说就是这么一种可笑东西，它是一种胡言乱语，只有在作者与读者都自信自己知道些什么的时候它才得以存在。

但作家们的工作有一些令我十分不满，原因之一，那就是琐碎异常——说一千道一万，只是为了一句话，比如，人的命运是荒诞的，痛苦的之类。本来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作家们做起来却很麻烦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样对读者不公平，有点像欺负人的过程，你遇到一个小孩，想告诉他被人打很疼，很不好受，你告诉他、或者打他一下就够了，但不行，你要先打出一记耳光，然后再踢上一脚，然后脑后一拳把小孩放倒，骑上去，再揪住他的头发，把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撞，然后你起身，找到一支棍子，猛击向小孩的腹部，然后你再度离去，回来时手上出现一把砍刀——最后，你对小孩说，现在你知道了，被人打很疼，很不好受，是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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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有个桂冠诗人叫普鲁斯特的，一生平淡，事业基本平坦，爱情顺利，写出大量不疼不痒的长短诗，他死前就想好自己的墓志铭，死后墓碑上便出现了这样一句话，用来说明他的一生与世界的关系，叫做：“我与这个世界有过情人间的争吵。”

这几乎可算是对完美人生的总结，优美隽永又温情脉脉，完全是一句诗。

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，因为他的观点实在很不广阔，个人经验浓重，那种美好愉快的经验甚至令人气愤，我想我无法获得那种经验，很少有人能获得那种经验，我是说，在看到这个如此黑暗的世界之时，我几乎可以断定，如果这个世界是个大众情人，那么我对她的追求绝不会成功，我既不想强xx这个世界，也不想做无聊追求者，因此，我只好与她分道扬镳，陷入孤独，然后我会在墓志铭上照实写道：我与这个世界也许有些相干，但相干到何种地步，非常遗憾，也许要到了那边才能知道。

这也是我在与陈小露分手后想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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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陈小露的情感纠葛离我而去之后，理所当然地给空虚留下一个空缺，随着空缺的增大，空虚感也与日俱增，因此，排解它们简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叫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我住在北京。

我说过，北京是个大城市，有很多人，其中不乏与我同样的经历者，对于这种人，北京当然有所准备，北京是个经验丰富的主人，善于对付形形色色的家伙，北京很会看人下莱，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无疑算是得天独厚，于是，我坐上出租车，去领取北京的礼物，礼物如此之多，几乎叫我目不暇接，还未到手便已眼花缭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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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来月的时间，我每晚出动，留连于酒吧、迪厅、饭馆等公共场所，勾搭每一个可以到手的姑娘而不问好坏，结果令人十分难过，这在我的日记中有所反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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